孔子有两句话，近来颇为人称道，这就是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笔者也曾在拙作中对此表示赞同；但在看了较多的赞扬与诠释之后，心中倒生出些疑问来了。
疑问不在于“和”，而在于“同”。孔子对“同”的态度那么决绝，这究竟对不对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，一概地反对“同”，这是否行得通？
论者都知道，孔子的两句话是有其来源的。来源之一是《国语·郑语》所记，周幽王时史伯论周之兴衰，认为当时的周王朝“去和而取同”，必然要衰败；因为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史伯在这里所批判的，是由专制统治所造成的“同”，容不得不同的事物与看法，这种局面缺乏发展的活力，必然难以为继。来源之二是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所记，晏婴为齐景公论“和”、“同”之别；并批评宠臣梁丘据同而不和：“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。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？”梁丘据的行径是佞臣为迎合君主的心意而惯于违心苟同，这当然是“小人”的作风。
以上两种“同”都显然要不得，所以要用“和”来破它。“和”就是允许众多的事物与见解共存互动，在多样中求统一，在复杂中找协调。五音不同，和而成乐；五色不同，和而成画；五味不同，和而成美味。不同事物的交媾与调和能够孕生新的事物，这就叫“和实生物”，的确有利于发展。
但是，除了君主专制的“同”、小人迎合的“同”，以及其它消极有害的“同”之外，世界上是不是就没有更多的积极有益之“同”了呢？是否一讲“同”就意味着绝后无传、停止发展了呢？看来情况还不是这样简单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大至世事，小至家务，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取得成员的共识，方有同心协力的行动。正因为世界上的多数人对保持和平、发展有共同的愿望和认识，和平、发展才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。二十年前国内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，全国人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得了高度的共识，这在国家二十年的大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共识在促进事物发展中是如此的重要，所以人们现在用到“取得共识”四个字，一般都是对事态发展的积极评价；而共识之所以能够取得，又往往意味着本来各持己见的人能够弃异求同。至于人们现在常说的“认同”，更不仅表现认识上趋于一致，而且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还包含着情感的呼应与同化，故而绝无违心之嫌。
联系各种实际情况来思考共识与认同所起的作用，就不难意识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既需要积极的“和”，也需要积极的“同”，二者完全可以并存而且事实上也始终是并存的。因此人们应持的态度也只能是“该和则和，该同则同”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假如片面地相信“君子只讲和，小人只讲同”，那恐怕反而是对孔子之说的盲目趋同了。
说到读书求和做学问，也显然是“和”与“同”缺一不可，二者之间还有生动的辩证关系。
读书求知离不开对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的认同与吸取。假如为了充当“君子”而时时处处只说一个“不”字，那么读书人本身也就无法积累起厚实的知识，从而也谈不上发明创造。
但从另一方面说，做学问无论在打基础或求创新的过程中，又必须充分发挥个体在感知、记忆、思维、想象等方面的特点与优势，善于信所当信，疑所当疑，才能有效地吸取前人成果，构成自己有特色的知识体系；并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独辟蹊径的研究，取得学术文化上的突破与创新。而取得此种成果之后，则又必须得到他人的认同，乃至成为多数人的共识，方能化作有效的文化积累而得以传承和发展。
所以，综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，可以说充满了“和”与“同”之间无比生动而多变的相辅相成、互促互动的关系。这种关系既表现为历时的形态，即传承演变过程中的和同互促；也表现为共时的形态，即同时代各种学说、学派之间的和同交错，相互促进。因此也许可以认为，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乃是“有和有同，和同互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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